上世纪70年代，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蒸蒸日上。就在重返联合国不久后，中国与希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国家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。然而，驻希腊的新任大使周伯萍刚到任几个月，便因一个重大失误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，连一向沉稳的周总理也不得不对此事深感恼怒。周伯萍并没有外交背景，以前一直负责粮食管理工作，因其出色的能力和良好的记忆力，早已被周总理视为得力的助手，屡次被召到中南海讨论相关事务。对当时新中国需要人才的现状，周总理决定将他调任外交岗位。
尽管周伯萍起初并不乐意接受这个新角色，因其对外交毫无经验且英语水平欠佳，但他最终在领导的鼓励下接受了挑战。他勤奋好学，利用上班之余时间在外交学院进修，不久便熟悉了这项工作。1972年中希两国建交后，他被任命为驻希腊大使，并于1973年3月正式抵达雅典。同年5月，希腊副首相计划访华，周伯萍与希腊外交部商讨完访华细节后返回大使馆。途中遇到的车辆拥堵和多出警车让他警觉，担心自己漏掉了任何重要活动的请帖，于是要求翻译回使馆核实情况。
值班的同事在忙碌中匆匆查看了请帖，误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请帖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的国庆邀请，便向周伯萍报告了情况。赶时间的周伯萍没有时间仔细核查，请帖也没看过就匆匆离开。到达现场时，他发现自己的时机正好，接待人员引导他进入。因为没有察觉到门口的国旗标志，他误以为自己走进的是科威特大使馆，便与对方握手并祝贺国庆快乐。此时，一名来自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闯入并询问他的到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。由于翻译的疏忽，记者的问题误被翻译成在“雅典”，使得局面更加混乱。周伯萍误以为记者故意为难，草草应付了几句便返回使馆。
直到第二天，周伯萍在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，才意识到自己竟错入以色列的外交代表处，而中国与以色列尚未建交，国内与多数阿拉伯国家则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这一失误迅速被人利用，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。周伯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立即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使节说明实情，强调这只是工作中的失误，不影响中国外交政策，并及时向国内外交部递交了详细报告，主动承认错误并接受处分。
在这件事情影响逐渐扩大的时候，周总理已因病在身，但仍对这起事件给予高度关注。作为他信任的下属，周伯萍的错误让周总理深感失望。正巧，两人同为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后裔，周总理感慨地说出了“周门不幸”这句话。这份报告最终上达毛主席，经过审阅，毛主席改变了对事件的定性，指出这只是由于未仔细检查引发的失误，而非重大政治错误。周伯萍并未丢掉职务，只是被调任为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的大使。
通过这样的经历，周伯萍真切体会到“外交无小事”的原则，之后他认真履职，务求严谨，未再出现任何失误。虽然后来的乌龙事件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定的麻烦，但最终得以安心化解，它也警醒了所有外交人员：在外交工作中，任何细节都不可忽视，哪怕微小的失误也可能引起深远的影响。2012年6月，周伯萍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3岁。
